作家陈彦：“一些长篇小说不好看，是戏剧性出了问题”

陈彦长篇小说新作《星空与半棵树》的故事设定在秦岭的一座村庄。图为2021年初夏的秦岭人家。（视觉中国/图）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那是今冬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长篇小说新作《星空与半棵树》开篇的第一句话。

故事背景，作者起笔处即有迹可寻，BP机刚刚从都市潮流退场，中西部地区即将迎来山乡巨变。

陕南大巴山脉深处，接近年关的大雪之夜，北斗镇北斗村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棵夹在两户人家之间的百年古槐，突然失踪。“大树进城运动”兴起，古树价值飞涨，户主之一温如风怀疑邻居、村委会主任孙铁锤指使盗树，为了这“半棵树”，为了个人尊严、权利、里子、面子，他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讨要公道之路。

“小人物一旦被逼得没辙时，就会考虑一些超常的法子，那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小说的这段旁白，暗示了温如风的悲剧命运。

“半棵树”引发的风暴，由村镇县市逐次波及省城京城，它卷起的漩涡，将基层公务员、乡民、乡贤、算命大师、村霸、企业家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类人物卷入其中，原始朴素的乡间正义，屡遭杯葛。以孙铁锤为代表的乡村黑恶势力和暴富阶层，以乡村教师草泽明为代表的乡贤，以安北斗为代表的基层公务员，以南归雁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他们的不同命运，勾连出由传统乡村到现代都市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小说缘起于陈彦和一位基层干部的几句话。他在省城工作时，这个干部给他讲了一件小事：两家人因为地畔子上一棵树的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好，结果事情越卷越大，积怨越来越深。后来，陈彦调到北京工作，又从这位朋友口中听到几个故事，“脑子里就有一些形象挥之不去了，与我所熟悉的这几十年漫长的历史画卷发生了勾连”。

2015年，他开始动笔，时断时续，2020年疫情暴发，有了较为完整的创作时间。先是完成了搁置八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小丑》，2021年3月以《喜剧》书名出版，为“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划上句号，接着于当年12月完成了《星空与半棵树》初稿，再用10个月的时间，历经八次修订，2022年11月交稿。

陈彦。（受访者供图/图）

《星空与半棵树》是陈彦第五部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舞台三部曲”至少存在两个显著差异：其一，脱离了最为熟悉的戏剧舞台，不再拘泥于塑造典型的戏剧人物；其二，压缩叙事时间的长度，拓展叙事空间和叙事浓度。

“这是一部空间特别宏阔的作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生态主义、戏谑色彩，很多东西都包裹在里面，具有丰富的、多面向的艺术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孔令燕说。

《星空与半棵树》架构了一个多维叙事空间，人间、动物、星空，近景、中景、远景，三种不同的空间和视角，层层递进，彼此呼应。

从表层结构看，“半棵树”象征阴谋与黑暗，温如风不惜一切代价告状，搅动各方力量交锋，这构成了故事主线之一。内在的深层结构，有关“星空”叙事，它象征和解与光明。这条复线围绕北斗镇计划生育专干安北斗展开，在温如风眼里，他是“安政府”，受上级委派进行劝访，由无奈、讨厌、气愤、恼恨，到理解、同情，他追求发现小行星的梦想，最终落到俗世层面上，落在帮温如风争取“半棵树”的权利上。

小说99章，约有十分之一的章节以星座、天体现象命名，比如中子星、黑洞、暗物质、量子纠缠等等，链接了大量天体物理和太空奥秘的知识。对位微言轻、婚姻破裂的安北斗而言，“星空”既是物理意义的宇宙星系，又是形而上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由他自己创造，自由自洽，免于被琐碎的生活拖入泥淖，同时与温如风活动的世俗空间形成对比和同构。

“就像有一个机位在高空来看这个村庄，”孔令燕说，“里面的所有人，温如风也好，孙铁锤也好，也许每天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天地间的一分子，只想着一亩三分地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视角，就让旁观者看到了大天地。”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陈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一只金色猫头鹰。它的眼睛，提供了更多观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它是个智者，经常参悟生死问题；它是个生态主义者，警惕人类中心主义，对北斗镇“点亮工程”“洞室松动大爆破”等破坏自然的行为，不吝讥讽谴责；它还是个说书人、预言家，不时对故事按下暂停键，化身《聊斋志异》阐释微言大义的异史氏，对孙铁锤、何首魁等人物的命运道出精准判词。

“长篇小说的根子还是要塑造人。人物塑造不好，就是一地鸡毛。”陈彦曾经在陕西戏曲院团工作30年，其中担任专业编剧25年，多次获得中国最高级别的戏剧奖项。他的文艺创作，先是由散文、小说开始，后进入戏剧领域，再转向长篇小说，丰富的舞台创作经验和基层经历，使他为“小人物”立传积累了扎实的素材，也创造了当代文学一系列经典的“小人物”群像，比如《西京故事》的罗天福、《装台》的刁顺子、《主角》的忆秦娥等等。

在这部小说里，陈彦安排了不少过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出场。比如做舞台设置的刁顺子、省城秦腔名角忆秦娥等。

“我的五部长篇小说，人物都是互相建构的”，陈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第二部长篇小说《装台》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西京故事》的人物带进去了。“我希望将来我的所有长篇小说，人物之间都有互文性，最后形成一套综合性的书系，这样可以打开我一生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人生的一种认识。”

“半棵树”的面子和里子

南方周末：“秦岭第一上访达人”温如风的命运令人唏嘘，告状告成了路径依赖，本来他的对手村霸孙铁锤伏法，镇政府分了新式楼房，北斗村老房原址上也盖起了新房，这个大结局已经相当圆满，却由于高铁规划经过他家的百年老磨坊，再次踏上告状之路，不幸车祸身亡。除了性格逻辑本身，小说为什么安排这样一个结局？

陈彦：人物的命运，最后肯定是要顺着他的生命逻辑轨迹走。小说中，我安排那个北斗村预警者的角色——猫头鹰讲述了这种逻辑：“战士死于枪炮；屠夫死于砍刀；耍猴的被猴挠；逗狗的被狗咬；戳驴的遭驴踢；玩火的被火烧；弄啥死于啥，一般是大概率事件。”连续上访十余年，温如风已经很难回归正常的、安稳的生活了。在告状过程中他遭遇各种冲突经受各种挫折，性格和心理可能由此发生改变，再加上整天在外面跑，把心跑野了，回不来了。按人物的性格逻辑，他基本就会走上这么一条路，即使有些很小的事情，或许不值得他做，他也觉得应该去，所以我说这是大概率事件。   

温如风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他家早就是“万元户”了，就是为了半棵树在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尊严，通俗的讲也是个面子里子问题，到最后面子里子过不去，家里生意也做不成，那个村霸孙铁锤老欺负他，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告状维权。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他勇敢的东西，孙氏父子利用村集体资源，借助家族势力，采取黑恶手段短短七八年时间富甲一方，这种怪胎式的发展模式，释放出金钱崇拜的贪婪欲望，带坏了全村风气。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温如风死都不屈服，到处告状，所以镇派出所所长何首魁都佩服他是一条汉子。不过，这个过程也使他的性格和心理发生了一些扭曲，比如痞子的、流民的东西也出现了，各种粗粝的东西把他磨得很丰富，你可以说命运使然，其实本质上他并不愿意这样。

以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一些典范形象为参照，我觉得这样写这个人物更丰富，更符合他的命运逻辑。如果故意拔高了写，告状成功后，成了一个发家致富的典型，把这个人物就写假了。即便生活回归常态，他也不是原来那个他了。他回不来了。 

南方周末：温如风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能人”，《平凡的世界》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孙少安，本来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劳和祖传磨坊手艺，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他爱面子是不是与他这个“能人”角色有关系？

陈彦：有关系。他有文化，跟安北斗、孙铁锤一块上过学，老师草泽明认为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只是因为家庭的各种遭际，初中就辍学了。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他是要讲究面子里子、要讲究人格尊严的人。他有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我在村里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我也不欺负谁，谁也别想欺负我。但恰恰就遇见孙铁锤这种人，趁着夜黑风高，把他们两家共有权利的一棵百年老槐树偷走了。你偷走还不跟我说，是别人喝醉以后跟我说是你偷的，偷了你又不认帐，还骂我、羞辱我，这就牵扯到面子里子问题了。这里面既有经济诉求，也有做人的尊严问题，被人欺负了嘛！于是他就开始告状。告着告着就放不下了，一是问题始终解决不了，二是告状过程中碰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派出所所长、镇长、县长等等，也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你说没解决吧，天天也在解决，说解决吧，这个事就是问不清楚，孙铁锤死不认账，就这么大个事，你又没证据。在这个过程中，孙铁锤和村里一些二流子也在刺激温如风，温就不断地告，他认为这是我正当的利益，我就是要维护我的利益，还有面子。因为是谁见了都要叫一声“温师”的乡间“能人”，活得原本比别的人更有尊严。尊严被践踏，他的反应也自然比一般人激烈一些。

南方周末：面子在乡村生活中很重要，也很微妙，甚至影响到安北斗的婚姻，他的妻子到县城工作之后，县乡之间不同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他的岳父母、妻子女儿的态度变化，这里面也有面子问题。

陈彦：这个面子在城市、在知识分子那里就是个脸，在乡村就叫活人的面子。活人的面子都没了，在村里就没办法活了，就是一个事被人欺负了，很可能几个事都会遭人连着欺负，他觉得尊严很重要，面子很重要。里子问题也有，就是实际利益，半棵古树在当时也价值三万块钱，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温如风两口子日夜给人家磨面，净利润半年也不过挣个两三万元，却被孙铁锤这些不法之徒给捣鼓得面也磨不成了。所以，安北斗很同情他。但安北斗也有他个人的面子问题。他不善钻营，不大合群，就爱个“看星星”，领导好像也不太待见他，许多年里职位不能上升，慢慢地就暴露出一些家庭问题。这其实也是“星空”与“半棵树”的矛盾。安北斗不仅需要面对温如风的半棵树问题，同时还需要面对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纠葛。说到底，也是另一层面的面子里子问题。

不能谁有钱谁“乡贤”

南方周末：温如风和孙铁锤尖锐冲突的背后，也反映了北斗村的权力结构变化，孙铁锤控制村集体权力，通过挖沙、砸石、运输、赌博等灰色和黑色生意，迅速暴富，很多村民不得不依附甚至主动攀附孙氏势力，对维护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温如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乡土社会固然保守封闭，但是“差秩格局”形成的伦理规范、“乡贤”治理传统等依然维持着基本秩序，据你的观察，这些传统因素在基层农村发生了何种变化，在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观念的渗透下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陈彦：中国的老百姓在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总体来说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比如说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善恶美丑有基本判断，但是也容易随大流。即使在现代社会，乡贤对传统乡村的治理和引领作用也不容忽视，如果有个好的带头人，这个村的村风就很正。小说中的草泽明，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是安北斗、温如风、孙铁锤的老师，有文化、有威望、有情怀，本来可以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担当领导者和冲突调解者的重要角色，可惜这个时候不管用了，有钱有势的人替代了他的位置。北斗村的很多问题，可以说就和这种变化有关。

在这个特定时期，淳朴和睦的乡村民风逐渐褪去，人心日渐趋利，加上温如风又是这么一个状态，很多乡民为了在能给他获得利益的人面前表现一下，无意中也会把温如风（弱者）踩一脚。内心的天平既然已经倾斜，行为自然就是随风倒，谁有势力跟谁走。这里面有时候不完全是权势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比如说跟着孙铁锤我能得到一些工程，得到一些项目，能在里面挣点钱，那自然孙铁锤恨谁我就恨谁，这个东西表现得比较突出，就把北斗村的小环境搞坏了。

过去的乡贤，一般是乡村有学问、德性高、能主持公道的人受乡民拥戴，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人类演进到今天，在金钱或者其他利益诱惑面前，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失去价值判断，却失去了本真，孙铁锤这个人可以说让整个村庄失去了本真。如果没有草泽明这样的人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遇，都要努力持守人的本真，那北斗村人的精神颓势可能真难以挽回了。

南方周末：乡约族规对维护传统乡土秩序的价值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有封闭残酷的一面，比如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就据此对“不要脸的婊子”田小娥绑到祠堂，用刺刷施以残忍的私刑。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化进程，必然造成包括传统乡贤文化在内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模式的转型。

陈彦：过去的乡土社会，有些有威望的人维护着一个村庄的秩序，比如说村子外面来土匪了，我组织壮丁看家护院，谁在村里偷鸡摸狗或不孝不义了，我可以组织起来收拾你，更重要的是维护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但有时候私刑过重，又暴露出十分残酷的一面。比如说谁偷了东西，违背了族规家规，就在祠堂里吊起来打。哪个女性跟谁好了就朝死里辱没，像田小娥本来命运就悲苦，逃到白鹿原又整成那样，在村里住不成，弄到远离村庄的土窑里住着，还继续遭受迫害。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他们有很残忍的一面。传统文化现在有一个转型问题，过去那种乡贤要存在，就要看他身上有没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格平等与对人的尊重问题，再就是法律意识。如果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强凌弱，甚或成为财富权势的帮凶，那还是不要的好。有些势力披着乡贤的外衣，掏空了集体的利益，谁有钱谁“乡贤”，比如村霸孙铁锤父子等，就必须得到惩治。此外，草泽明虽然好读古书，喜欢谈论人伦物理，但他并不迂阔，并不是一味泥古的角色，他看不惯孙铁锤以及北斗村人的急功近利，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他对社会发展大势是大力支持的，他重修乡约，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面对现实，做重塑世道人心的工作。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乡贤”草泽明耕读传家、生性孤傲，曾经自诩“屈死不告状，此生不出山”。孙铁锤一伙怂恿推动实施“洞室松动大爆破”，造成多人伤亡；“点亮工程”劳民伤财；这些事件对北斗村造成严重损害，他却袖手旁观。而当酷似孙铁锤爷孙三代的石像立起时，他竟然愤而出山，像温如风一样告状去了，触动他的究竟是什么？

陈彦：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挤不进去，插不上嘴，出不上力。草泽明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乡贤典型，他是民办教师出身，能够接受新生事物，不断在尝试着个人生命同时代的跟进与转型，内心深处愿意参与乡村治理，重建良好的乡村文化和秩序。

当时孙铁锤一方势力崛起，败坏了北斗村的乡村文化和风气，他既没钱又没权就自然靠边站了。他曾经试图调节孙温二人的矛盾，但遭到了辱骂，他也感到自己有些自不量力，就退居高山之上，静观山下村庄的变化了。而当孙铁锤造起石像时，他认为这是有关北斗村精神图腾的大事，是有关一个村庄的精神演进史的正邪、真伪的较量，这就触及到他的底线，无法妥协，他必须奋力一搏，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使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框架和清晰的底线，有些事无所谓，可以妥协或者自我消化，有些则根本不能妥协，这就是士大夫精神，退我就独善其身，进我要兼济天下，不能退则宁可舍身取义，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要为天下，要为这块土地上的生民说说话了，且舍我其谁？

“戏剧性无处不在”

南方周末：2020年南方周末“文学之夜”，你在现场做了一个题为《文学与戏剧的融通》的演讲，认为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分得很开，而戏剧是个实验场，你希望更多的小说家参与戏剧创作。《星空与半棵树》具有鲜明的戏剧元素，楔子是一幕小型话剧，结尾部分第98章不惜笔墨，铺陈了一整章的独幕剧《四体》，以阎王判命的形式，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做了审判。这是一次戏剧嵌入小说的实验吗？

陈彦：一些长篇不好看，我个人觉得是戏剧性问题。尤其当代小说家，亲近戏剧的不是很多。现在的创作分工越来越细，诗人好像就是诗人，小说家就是小说家，戏剧更不用说，似乎彻底分出去了。还有电影、电视剧等等，都越来越独立。如果从世界文学史或者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过去的文学创作还是多种文体融通的。很多优秀的作家都在一边写小说一边写戏剧、甚至一边搞电影文学，比如托尔斯泰写的话剧就演了九千多场。契诃夫既是小说大师，舞台剧《海鸥》《三姊妹》《樱桃园》等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此外，像雨果、歌德、狄更斯、萨特、贝克特这些都是写过舞台剧的。彼得·汉德克既写小说，又写戏剧，他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还是因为戏剧创作。生活的本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戏剧结构与冲突，而这个结构与冲突似乎亘古未变过，那小说写作为什么要拒绝人类与生俱来的戏剧性呢？只是不能把戏剧性简单地理解为随意、夸张、虚假、生粘硬贴而已。越是戏剧性越要严密理顺生活逻辑关系。我在《星空与半棵树》里故意嵌进了两出“戏”，“楔子”是为了加快进入的节奏与紧张性，而98章是为了情节“水到渠成”后“收网”的高度集中性。如果从全书整体看，会有不一样的戏剧效果，也会打开更丰富更有意味的艺术空间。

南方周末：莫言刚刚出版了一部长篇话剧《鳄鱼》，这也是他获诺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在2023年5月复旦大学的演讲中，他回忆了2019年与余华、苏童一起拜访莎士比亚旧居，在莎翁塑像前的讲话，“我曾发下誓言，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而你是从戏剧转向小说创作的，在你看来，戏剧是如何滋养小说的？

陈彦：戏剧对长篇小说尤其有滋养作用，这是基于我个人创作体会来讲的。如果把长篇小说比喻成一个庞大的建筑，自然要有四梁八柱，要有卯榫、斗拱这些部件，还要进行巧妙地结构和组合，这个过程跟戏剧结构是同一个样态。长篇的体量大，如果没有结构意识，很可能如一盘散沙似地建构不起来。当然散点长篇书写也有好作品，比如《儒林外史》就是一个典范，它甚至连一个主要人物与中心事件都没有，不能不说那是一种结构方式。可《儒林外史》也充满了戏剧性，所有人物与事件的相互“勾连”“牵引”，都充满了戏剧的巧合与外来事件的猛然推动与催化。

再比如马尔克斯，他说他在写《百年孤独》以前，把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长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看了很多遍，许多桥段甚至能倒背如流。这部小说我也认真研究了一下，它里面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两个人正在说话，突然来了一个人，其中一人是他哥哥或弟弟，他爸爸或妈妈，或者另外什么人，在一起说了半天话，共同吃了饭，甚至还可能吵了一架走了，后面发展到另一阶段时，你才搞明白，来的那个人已经死去十几年了，他是与灵魂在交往。此后不断地人来人往，颠来倒去，从来不给你区分生死界限，也不说这个人是死人，那个人是活人，反正就这么无疆界地“现实主义”着，最终才让你体味出浪漫、自然、荒诞、魔幻这些主义来。事实上，这就是现代主义作家心中想结构的东西，而在所有结构最严密最触动人心处，我认为恰恰是戏剧结构在着力支撑着。

戏剧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戏剧性是个什么概念？比如写小说是写生活，生活多种多样，表面上是一盘散沙，但进入文艺作品，就要进行一定的逻辑归顺与整理，甚至融入思想与精神价值，于是大量生活场景、细节就会被筛选掉，同时另外有些东西要进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戏剧化的逻辑自洽过程。比如《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在所有接缝的地方，我认为都可以称为戏剧性的衔接，他从这个事跳到另外一个事，突然又从那儿跳了回来，有时候突然回忆到某一个事件、某个人物，回忆中间又穿插着回忆，甚至回忆突然中断又回到现实中来等等，这些接缝处，有时反复看才能搞明白。读者如果用心，便可以读出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没有主动的结构意识，这个小说是看不成的。整体来看，它具有精妙复杂的结构，各个部件是掰开了揉散了打碎了，再非常巧妙地剪辑到一起的结构方式。

南方周末：莫言其实很早就进行戏剧创作了，比如《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你刚才说的传统的滋养，来自中国古典作品的影响有多大？

陈彦：莫言先生的戏剧作品我都看过，写得非常好。他的戏剧结构能力和组织戏剧冲突的能力,以及对戏剧“三堵墙”限制后的内在张力的开发，都超乎想象。我写了小说以后，回头又去看戏剧，越看越觉得戏剧的伟大。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元杂剧对中国小说滋养就非常大。《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里面的重要桥段都是先有杂剧后再有长篇小说的，且施耐庵、吴承恩、罗贯中这三位小说家，也都是写中国戏曲的戏剧家，他们在戏曲中汲取了很多营养，成就了他们作为小说家的伟大。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屈原》，这些经典剧作对小说创作深有滋养。有很多人一说戏剧好像就是戏剧化，其实那是对戏剧的不了解；戏剧特别反对对生活虚假的构建和太过滑稽的叙述，它要求在结构巧妙的前提下，真实地、艺术地反应生活的原貌。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巨大限制，逼着它不能去做更多的外在表述，必须用最巧妙的手段，最简洁的方式，最干练的语言，把最好的东西压榨出来，我称之为压缩饼干式的呈现。在这个方面，中国古典作品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是古典戏剧经典文本，古典思想文本和小说文本都可以滋养我们当下的写作。

猫头鹰的象征与隐喻

南方周末：以动物的视角打量世间万物和人类悲欢，在你的“舞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喜剧》中已经出现了。那是一条屁股肥大、长相滑稽、有着名贵血统的柯基犬。《星空与半棵树》，则由一只金色猫头鹰的自述拉开序幕，并贯穿全篇。从文字体量看，它远超过那只柯基犬。除了序幕和结尾处的独幕剧，还有四章《猫头鹰说》；从结构和功能看，相关文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视角，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美学价值。这是小说结构的需要，还是服务叙事方式的创新？

陈彦：我很多年前就想写猫头鹰，可当时的作品因种种原因所限，它都进不来，《装台》《主角》《喜剧》我觉得都不行。猫头鹰可以沟通人类和自然，天空和大地，这样一种灵物的沟通，只有在小说具备了丰富的面向以后才有意义，不然就把它糟蹋了。

在我小时候，家乡人把猫头鹰、蛇、乌龟、猴子，包括狗这些动物都视为灵物。尤其是猫头鹰，它一出现一叫唤，就意味着要死人。所以对我来说，猫头鹰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鸟，特别不吉祥。其实人的生老病死是再也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可当人们赋予猫头鹰一种生死的“裁量权”后，这个鸟就有了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丰富意义。猫头鹰还有一个特点，它白天视力模糊，畏光，到了夜晚视力又非常好，能看得很远。人的脖子只能转180度，它可以旋转到270度；两个眼睛鼓出来，视力能看到360度，是全景视角，这让我越发觉得有一种象征与隐喻的意味。

《星空与半棵树》涉及大量自然生态问题，比如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炸山，“点亮工程”等等，如果仅以人类的视角描写，总感觉说不透，也说得没意思，可让这只猫头鹰出场就会不一样，它身在自然之中，可以敏感到人事对其所生存的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它的洞察因此也带有某种天启般的效果。它天然带着一种与人类、自然进行沟通的便利。大山在爆破中损毁，它感受到了直接的生命之痛、精神之痛，人间之痛可想而知。我也写到为了争夺山地的生存权，动物之间发生的残酷内斗。猫头鹰并没有辨别颜色的能力，小说中的猫头鹰听人说它的羽毛是金色的，由此认为自己非常高贵，具有天然的统治权力，它也残害同类，直到失去霸凌能力。其实它就是一只普通猫头鹰，与其他猫头鹰并无差别。这只猫头鹰无论作为自然生物、传说灵物、人间认知的动物，甚至外星生命视角下的动物，都可以拉开来说，都可以延伸出来丰富复杂的意义。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一样，我希望小说里的人物，打开哪个面向都有说头，比如说那个绰号叫“叫驴”的人。

南方周末：按英国作家福斯特的观点，“叫驴”是个典型的“圆型人物”，亦邪亦正亦谐。他本来是一个惯于偷鸡摸狗的二流子，派出所的常客，后来被所长何首魁收服，做一些辅助警务的工作，又不是正式协警，最后在追捕逃犯时不幸身亡。类似的“圆型人物”还有不少，比如因为拉肚子偶然逃过大爆破的吕存贵，经此一劫，此人摇身一变，成为预测吉凶的算命“大师”。

陈彦：“叫驴”身上貌似有无尽的恶，你说他有多坏其实也坏不到哪儿去，他既没杀人也没放火，但是偷鸡摸狗的事就没断过，到最后一刻，追逃犯时牺牲了，你说怎么办？他的舅舅来了以后，反复和政府沟通，希望认定一个烈士身份，像英雄一样把他安葬了，就如他的舅舅所说，我们蒋家整个一门的历史就由此改写了。这件事自然引起了巨大争议。“叫驴”的丰富性正是人性这个迷宫的多棱折射与充分揭示。吕存贵的“看相算命”生意一度很红火，很多富豪权贵甚至请他坐飞机头等舱去算命，结果算到最后还是没有算过命，在家里捣鼓更精致的卜卦算命“仪器”，竟然把煤气罐引爆，仍是没有逃过当初大爆炸那一劫。  

南方周末：这部小说99章，各章的标题来自二十四节气、人名地名、天体星座等，其中关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命名很多，比如中子星、黑洞、暗物质、量子纠缠等等，还有多处对天体物理现象的具体描述。这个比猫头鹰更为宏大的形而上空间丰富了安北斗的精神生活，与温如风活动的世俗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映照，创造这个叙事空间的价值是什么？

陈彦：从宇宙观察人类和自然界的行为，比猫头鹰的自然视角更高一个层次，对星空而言，太阳系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2千亿个以上。而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宇宙的星盘上，我们已知的也在2千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安北斗通过不断仰望星空，得以反思现实挫折，思考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小时候村里的月亮亮得很，星星也是，你仿佛感觉它在眨眼睛。我们真的能看到银河系，无数次看到流星雨，动不动一颗彗星，跟闪光弹一样就飞逝了，现在要看流星雨，恐怕要到内蒙大草原观测了。星空之于半棵树，是一种哲学的思辨，也是一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统一。

南方周末：你强调小说创作要熟悉生活反映生活，注重塑造人物形象。创作这部小说时你特别提出，“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这部作品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陈彦：这部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十几年前的，但是它与近十年来我们着力推动的新发展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变革有相当鲜明的逻辑自洽关系。比如说扫黑除恶，就包括铲除孙铁锤这样的村霸和他的保护伞，进而对乡村社会进行现代治理；再比如我们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尊重个人权利，涵养人的精神生活；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等等。从小说所打开的面向中，我希望可以看到乡村曾经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数代人付出的努力，以及逐渐开启的乡村新的美好愿景。总之，是想扎根宏阔的社会现实，梳理和总结历史经验并能指向全新的未来。

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